Patterns of Mind

註：一封信，回給一個十七歲的早熟熱血高中生。有些想法，或許也值得跟大朋友們分享。暌違三個月，最近要寫點東西了。

惠真：

很高興接到妳這兩封信、分享你最近生活思索的點滴。十七歲是個很幸福的年紀，未來還有大把的不確定，等著妳去摸索體會、去思索決定。

之前提過的「對話」是重要的，不過不只在人際之間，也在自己與自己的內在，以及當下與過去的記憶、未來的想像之間。以前孔子說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乍聽覺得八股，不過後來才體會到，省，就是貼近自己的對話，其不只是在揪錯，更是在於給自己一個珍貴的私密空間，把生活中經歷過的、看過聽過做過的一切，拿出來檢視咀嚼，嚐出更深刻的滋味。

要能貼近自己對話，則需孤獨安靜的心。現代生活給我們的認知系統太大的壓力，有太多的技術工具都在教我們如何生活的更有效率、如何掌握更多資訊。這些可以用，不過別給貪多的慾望吞噬了自己。無論如何，記得捍衛一個孤獨私密的空間，給自己。

此時讓我想起葉啟政在《進出結構與行動》的終章，用東方哲學強調的「修養」與「孤獨」，來救贖迷信於以操控社會外在環境為主要工具的西方社會科學。社會上是有許多不公義需要關注，是有許多結構問題需要處理，只是這類把社會問題當成客觀的身體疾病來醫治的企圖，往往忽視人們心靈，在建構 (註一) 社會真實中的關鍵角色。

說到這，或許值得回頭想想你信中提到的「熱血」。熱血讓我想起悲慘世界中的革命青年，想起五四與響應新中國的知識份子，想起天安門與野百合。那是一種浪漫而美好的充滿，讓生命中的一切有了方向與意義。只是我們也從歷史中看到，熱血拼博的後來，往往隨著某種碎裂，或許是被殘酷的現實壓潰 （這或許還是相對幸福的，因為還有悲情），也或許真闖到夢想照耀的應許之地，卻換來幻滅。

別誤會我，我仍支持改革，我也敬佩歷史上推動著許多篇章展開的激情。只是在我們燃燒自己推動著我們心中看見的應許之地之際，別忘記，沒有任何主張能提供完美解答。有的是設計周全的制度，卻得等待思維習慣跟得上的人們。有的是永遠無解的兩難，只能在一代代公民的動態拉扯中不斷尋找平衡。更根本的是，再怎麼構思完善的社會制度設計，都沒有幸福的完整答案，我們只能稍微減少通往它的阻礙。

回到改革，我個人偏好英國老牌左派社團費邊社的信念，slow and steady 。我相信推動改革者謙卑的重要，我相信多元對話的價值，我相信任何進步變革，要等待社會的共識凝聚與調適。所以無論我們看見是多鮮明的正義，鼓吹之際，切莫心急。太熱血，有時是對別人的一種專制暴力。

對十七歲的妳，很多話，我說的太早。不過或許有一天，妳會用的到。

柏文

註一：這個「建構」有兩層意義：一是人的心靈、透過其集體行為，建構了某些社會事實，像是示威罷工、流行文化、經濟榮景。二是人的心靈，透過其對社會表象的詮釋，建構了其對「知覺到的」社會真實。

今天中國時報刊出朱敬一老師的大作，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困境，提出深入的針貶建議。文中從港星兩地大學透過「誘因制度，招募人才、嚴格評審、彈性待遇」以提升研究水準的例子，反思國內高教界「薪資大致劃一、保險納入公保、授課時數僵硬、校長權力受限」的類公務員體系。他指出，台灣應從制度面徹底改變、提升彈性，方能讓「若干國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」，並在知識經濟時代，幫助台灣「抓到經濟致勝的關鍵因素。」

對於以制度鬆綁追求效益與卓越的邏輯，我無異議。然而必須要指出的是，這些從「卓越、效益」概念出發的討論，背後反映的，其實只是一種對高等教育的「右派想像」。對之過度的追求，恐有壓縮大學在當代社會多元角色的風險。

此所謂的「右派想像」，泛指將大學視為「高等人才培育中心」、「科技產業創新引擎」，甚或是將大學「本身」視為一種「產業」等，種種服務於經濟發展的論述。從昔日的「高教興國」到近年來對「知識經濟」的討論，這些思維我們不但都不陌生，可能有許多人還習以為常到，以為這就是大學的主要目的。

然而襄嵌在現代社會，大學有另一個或可稱之為「左派想像」的面像。這種想像，可上溯於亞理士多德以「博雅教育」發展學生理性的想法。體現在近代思潮，則有德國現代大學之父紐曼 (Newman) 主張大學應以「非實用的、人文自由教育」培養「公共理性」，有哈伯瑪斯期待大學成為讓各種不同知識對話的「公共場域」，有倫敦教育學院教授巴瑞特 (R. Barrett) 期待大學捍衛社會上的「批判能量」。不管是協助公民精神的培育、催生進步觀念，或提供一個多元對話、凝聚共識的場域，大學在現代公民社會顯然都有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
誠然，左右這兩種想像不一定衝突。一所在研究產出與經濟面向上表現卓越的學府，卻實「有可能」（但不必然）能從而換得較多資源，以捍衛大學的其他角色，例如對人文社會的論辯空間。可是我們面對的危險在於，當學術主管當局未經廣泛討論與審慎配套，即透過一些急就章的措施追逐其中一端的想像，很容易在無意間，壓迫到大學的其他角色，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危害。

以近年饒受爭議的學術評鑑為例。在大學越亦需要對社會負責的當代，坦白說，要因管理主義的流弊而摒棄任何指標評鑑，殊不可行。然若評鑑指標之選擇，為求管理方便與形式公平而僅看重能「數字化」的成果，反落的像中學時代考試領導教學，對大學的獨立批判精神構成頗大的諷刺。

其中最甚者，莫過於才施行幾年卻對被廣為引用的「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評比」。這份評比單以一所美國商業公司所經營的期刊資料庫（所收錄者占全球期刊約僅一成）的出版量，和少數學術獎章的分佈，將全球各地大學多元而豐富的角色內涵，化約在一個數字化的單一向度。別說一所大學在教學、論辯、社會實踐上的表現被漠視，即使我們只看學術，多數以非英語書寫，或以書籍出版之著作，也一概不計在內。這份排行，製造出一份極為片面、扭曲的大學階級表，然卻引來諸多人不假反思的引用，甚而引為政策目標。

就以朱老師所引述的香港新加坡各大學為例。台灣論者總看著這類國際排行，認定新港高教水準高於台灣，卻鮮有人察覺，若是著眼於大學孕育的批判能量，大學教員面對民眾的對話密度，大學生產知識的民眾可近度（台灣社會人文學界有很好的中文書寫傳統），或學者其對政治社會議題的參與，台灣交出的成績，卻是香港新加坡兩地所遠遠不能及。

馬庫斯(H. Marcuse) 曾以「單向度的人」，批判先進工業社會創造出許多「假性需求」，將個人整合進一套生產消費體系，實質上壓迫人的自由。我們現在對於「世界一流大學」的渴望，是否也是一種假性需求？是否也再將台灣的大學編組進一套全球符號的生產消費體系，形成「單向度的大學」？是否也在最後，造成對學識思想自由的實質壓迫？我不反對大學行政制度鬆綁，但更擔憂欠缺反思的追求卓越效益，會悄悄壓縮大學的角色，壯大另一種精神的巨靈。

給我China的好朋友們：

幾天前，打開MSN，我看到嘉年華會般的十九個China，不用說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用小小行動串聯表達一種集體的情緒，本來是一件值得開心、溫暖的事。可是說實話，在滿目紅心的場景中，我卻感到一絲絲「似曾相似」的憂慮。

似曾相似，是因為我記得兩個類似的場景。一個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舉國高漲的愛國情懷，一個是過去幾年台灣深綠陣營對「愛台灣」的鼓吹。

這三次熱情示「愛」的對立面，都是一組被標定的「敵人」。九一一事件中是布希口中念茲在茲的「恐怖份子與同謀」，愛台運動中是民進黨控訴的「中共同路人、賣台份子」（國民黨），對應到今天的 China，大家心知肚明，敵人就是那群「藏獨份子、反華運動者，與姑息他們羞辱中國的西方各國」。

然而這種簡單劃分「敵/我」「忠/奸」「善/惡」的符號言語，往往遮蔽住爭議事件背後複雜的紋理，阻礙了該社會以更成熟細膩的態度去面對處理。例如後九一一的美國社會，就無法平心檢討其霸道的國際政策，沒能體察其所主導的經濟制裁，在回教世界造成的長期傷害。高舉愛台大旗的台灣社會，也難以溝通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、理性討論兩岸關係的未來，形成共識。用這樣的歷史洞察檢視今日中國，高漲的愛國情懷，必也將限制中國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理解，延宕處理西藏問題的時機。

更糟的是，這種情緒式的社會動員，往往在社會上形成一股集體表態的壓力，輕則引來不快，重則造成傷痕。九一一之後美國不乏知識份子對高漲的國族情緒提出警告，卻被憤怒的國人譏為叛國者。在台灣認同對立最盛的年代，有不乏因為藍綠認同反目或破裂的情侶家庭。即在過去短短三天中，我已經聽到四位內地朋友，抱怨他們面對「為什麼還不掛上」質疑的壓力。

表達，是每個人的權力自由，沒有人能剝奪。集體儀式性的表達，更有群體情緒宣洩的效果（所以才有嘉年華、節慶的存在），無可厚非。寫這一篇可能不討喜的短文，只是想提醒朋友們問問自己：

1, 集體串連表態之際，是否充分尊重不同步的人？是否曾對持不同態度的人造成壓力？

2. 表態過後，是否有認真理解，「圖博人」（Tibetan ，「藏民」其實是漢族對他們的稱謂，如同昔日日本人稱中國人的「支那人」，都是外來的標籤 ）為什麼抗議？

（3, 如果你還參與了抵制家樂福，也想請你自問，你真查證清楚佳樂福有資助藏獨嗎？又抵制結果到底是會餓著所謂的藏獨份子，還是無數的中國員工與中國供應商？）

最後要澄清的是，本文討論只侷限於「MSN愛中國」現象，限於力氣，未論及西藏問題與聖火抗議事件本身。關於這兩件事，我想推薦梁文道的兩篇文章；前者是〈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〉，後者是〈大國的溫柔與世界的夢想〉，都值得一讀。

兩黨對決、政黨輪替，之後似乎有個棘手的副作用，那就是選輸的一方，像是已遭選民否定，說什麼話都心虛。然而，這可是未來的反對黨，都還沒下野，就像是被民眾審判拔了牙的小貓。那對於大權在握的勝方，到底該誰能監督？

八年前我們看過類似的畫面：由於推動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改革力量、社運集團，都是新執政黨昔日的伙伴，導致兩千年後剛開始，對新政府任何錯誤唐突之處，都像是呵護自己小孩一樣打不下手，記得南方朔當時稱為「批判力量的真空。」

這回，歷史彷彿重複。馬蕭上陣後緊鑼密鼓端出的菜，社會普遍只有讚許與觀望，即使有質疑，也總是有氣無力，好像這些政策背後都站了七百六十五萬人，沒有人敢跟他拼。

Come on! 七百六十五萬票只是換一組人，試試新手氣，這可不代表民眾對每個政策都背書。民主不是選出一代理人就路邊稍息等著看，更重要的是對每個政策改變匯聚更多對話，考慮更多角度，凝聚成更穩固的共識。

所以，不管當選人有多高票，該質問的、該對話的，還是要繼續。

最新更新：家犬Puffy 流浪十日，已於日前尋獲。感謝台中捕狗大隊與動物之家。 2008/04/21

過了恍神的一個禮拜。

八號才多刷了六千多元把機票改期，九號香港甘泉航空（OASIS airlines）就宣佈結束營運，進行清盤。同一天，又接到妹妹來電，陪伴家中四老（爸媽與外公外婆）十年的老狗Puffy意外走失，據說老爹魂不守舍。

這兩件事，我都只能先緩著。九號到十一號那三天裡，我報名了一個工作坊、一場研討會，一個好友的學術演講，還約了一位暌違數年的大學老友，要為另一個老友的人生大事私下諮詢。原有的期待雜著責任，在生活中挹注了節奏慣性，讓意外小事，都只能先擱在一旁。

週六第一個放空的早上，先將退款申請連同機票影本傳到KPMG的甘泉清算小組，再致電了NatWest與國泰世華的信用卡專線。前者，只換來一絲絲誰都不能保證的還款希望，後者，也只換來「下週一再來電」的制式回答。

下午隨舍妹夫婦直奔台中，便會同爸媽兵分四路，在Puffy失蹤的街區平行搜索。我每次對著一條巷子大喊Puffy，總會換來至少三四隻狗狂叫回應，但側耳傾聽，卻都沒有她那種獨特急切的嗥叫。這隻傻狗是去遠方流浪？被好人家收養？是膽小瑟縮地躲在某個地下室？還是在某個夜裡被疾駛而過的車撞傷致死？一無所知的我們只能不去想它，免得心情抓狂。

到家，剛好趕上歷史性的胡蕭會轉播。八卦式的瑣碎花邊報導、斷章取義的質疑或歌頌，堆疊在原本已經被兩個意外塞著的心情上，只有一種感覺不到意義的麻木。渾渾噩噩的遲鈍，直到晚上傻傻地看超級星光大道，才被那種「事不關己卻容易投入」的情緒給扯開。

週日中午先陪外婆外公出席一位長輩的婚禮，下午接受一個學妹的訪談。回到家，才聽老妹說，她在台中動物之家網站看到一隻疑似Puffy的新捕獲狗。我跟爸連忙上網聯合會勘，論毛長、毛色、性別、表情、捕獲時地無一不合，當下放下心中一塊大石，並讚嘆起補狗隊的高效率。

想見到劫後重生的Puffy，當下決定不隨老妹北上。

次日一早就跟老爸直奔望高寮動物中心，下車舉目四望陽光燦爛，視野無垠，心底想像Puffy見到我門會有什麼表情，心情也雀躍起來。等了許久，工作人員終於抱出網站上編號0411016的黃棕犬。定眼一瞧，是與Puffy有幾分像，卻殘酷地整整小了一號。回家路上聽爸一直喃喃自語，「唉！好不容易有一個希望，也沒了。」「要不要在去貼海報找找？」「算了，都已經找了七次了。」

說來，去找，或許更大的意義只是一種自我治療的儀式，代表有盡了力。

回家吃飯開電視，新聞台都圍繞著下午將舉辦的馬蕭記者會與馬呂會打轉，瑣碎不知節制。轉台卻撞見可可西里，好一片壯美又殘酷的大塊山水，好一段無奈荒謬的歷史。對比下的心中感慨，姑不叨敘。

關上電視我上網查證「買到失效機票有無消費保障」的規定。我先到英國AirTransport User Council 的網站查跟Financial Protection 有關的相關規定，恩恩，簡單說，就是「買套裝行程有法令保障，從旅行社買機票有部分保障，可若直接跟航空公司買票，只能去求菩薩保障。」我，不用說，屬於最後一類。

接著繼續查證信用卡公司的連帶責任，發現英國消費者信用法案 (Consumer Credit Act 1974) 第75條有規定，當消費商品不符敘述，而消費者向商品提供者求償未果時，信用卡公司負有連帶責任。可才沒高興幾分鐘，卻在另一個網站上看到一個2006年的判例，將信用卡公司的連帶責任侷限於本國廠商。（大概是因為信用卡公司比較難向海外商家求償，不堪於逐年增加的跨國消費糾紛。）該案還在上訴中。

查證至此，大概只能祈禱甘泉找到合適買家，多少還一點錢來。

這天我整理整理思緒，拾起荒廢一陣子的研究筆記，草擬了兩個提案，也發了回台第一批訪談邀請的email。週二去採買一堆東西、把頂上雜毛剪了，也成功敲定第一個正式訪談。

兩個事件都沒能解決，可生活還是得繼續。不能再恍神了。

其實這次選舉，我一直很抽離。不僅選前一個多月人都在香港，遠離了穿街過巷的請託告急聲，即使選前三天回台灣，我也未曾想過要去那個候選人的場子睬睬，未曾跟人多聊，連偶而轉台聽到那些聲嘶力竭的言語，我也趕緊關掉電視。自始自終，我一直刻意遠離太強烈的情緒，只想依著自己最初的判斷，安安靜靜地投票，用一個最沈默的動作，表達我對台灣改革前行的期許。

昨天晚上知道結果，豪無意外，一如兩個月前立委選舉揭諸的支持度。彷彿過去一段時間間的指控、吶喊、動員、辯護，乃至於花掉的大把廣告造勢預算，都只成了一種嘉年華式的儀式，未曾在實質政治支持度上撼動什麼、改變什麼。這背後透露的是一種冷靜的篤定，是一種選民學會依長期觀察形成的判斷、不再隨著選舉議題反覆的成熟。二百二十多萬票的差距，我沒有悲傷、也沒有喝采，只是仔仔細細地聽了兩黨候選人選後說了些什麼，放在心中。

直到今早，遠離一切我所警戒的激情，我忽然哭了。

我忽然感覺到一種久違的放心，一種能再去盼望的信心。我終於不用成日擔心總統又說了什麼失格的話，羞辱台灣選民的格調，我終於不用擔心政客滿口惡毒言語，帶壞我們下一代。我終於能更氣定神閒地為台灣民主辯護，說，「嘿！作不好的我們就能請他下台。」我也終於能跟未來的孩子篤定的說，包容的風度是重要的，品格是重要的。

上篇" 西藏的「暴動」？"貼出後，我引述的內地朋友寄來一封短籤。早上回了信，以為對話，雖部分觀點與上篇重複，也一併貼在這邊分享。

朋友來信

请仔细参看明朝史以及清朝时，令中华民国仍在大陆执政时期，西藏就早已直接划入版图，不知台湾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里是否还包含西藏。

一位內地朋友在部落格貼出西藏「暴動」的照片，描述西藏「恐怖份子」的惡行。昨日閱讀後感觸頗深，在其部落格留言（1）以為對話。今天欣見朋友回應（2），我便藉機進一步留言澄清三點看法 （3.4.5）。

1. 族裔語言建構的政經機會不均

幾年前在新疆，從很多維族人口中聽到強烈的相對被剝奪感。中國政府把鐵路蓋進新疆，帶來大量漢人移民與資本投入，不過建設是起步了，許多自然資源也開挖了，可多數產生的利益卻都壟斷在漢人手中，光是個找好工作得講好漢語，就將多數維族人，排除在財富累積的分享名單外。這種用族裔語言所建構的政經機會不均等，長久來，才是新疆政局不穩的核心原因。

所以兩年前，當有人問我對青藏鐵路通車的看法時，我說過，「鐵路通車會帶來人潮錢潮，但對多數藏民可能是看的見吃不到，反而可能得承擔物價上漲的風險，以及更大的文化壓迫。… 西藏社會資源在漢藏族群的分配可能會更極化，藏人的相對被剝奪感可能會增加」，所以當日前得知拉薩今日局勢，我並不意外。

我從不在乎西藏屬於誰的，但我在乎那片土地上的居民，基本的人權尊嚴有沒有受到尊重。當有人寧可冒著生命危險做出激烈的行動表達，把他們貼上「暴徒」或「恐怖份子」的標籤，只是迴避問題（美國就是現成的惡例），更重要的，是凝視其行動背後盛載的絕望憤怒。

2. 朋友回應

" 可以參考北美印第安人，他們也必須學英語。澳洲原住民，他們也必須學英語等等，這些人群的遭遇一樣，但是似乎從來沒有被如此地“愛護”過。這說明什麼問題呢？至於暴徒和恐怖分子的標籤不是被別人貼上的，而是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。請查看THE GUARDIAN得有關報導，看看這次最先被殺害的是什麼人？這些受害者也有家庭，作為我們站著說話的旁觀者，是不可能腰疼的。"

3. 關於美澳原住民與英語霸權

澳洲原住民與北美印地安人，正是十八九世紀白人霸權擴張中最大的犧牲者，這事歷史已有公論，是血腥而不正義的。不過歷史歸歷史，今天原住民（甚至是遠在亞洲的我們）還是得學習英文，雖然這仍是面對經濟強權下得一種妥協，大家還是會選擇擁有參與世界經濟的能力。

不過這邊必須指出，至少當代英語霸權的鞏固過程是相對緩和的（如果不去追溯一個世紀前的事），比起來，西藏在過去幾年漢化與商業化的腳步，不僅急遽快速，最重要的，從藏民角度來看，完全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。

4. 關於「暴民」

極度的壓迫，極度的不滿，總是會出現一些以極端手段對抗的個體。但是如果看問題，只聚焦於行為暴力者，而忽視其背後普遍的壓迫與不滿（不知你有沒有看到數百藏民和拿蠟燭和平遊行的畫面），都是擁有權力者最大的錯誤。身為漢人的我們，應對此有更深的反省。 袞以圍堵治水，大禹已疏浚治水，此間高下，用於理解藏民的情緒反映，或能有收穫。

5. 關於藏族的歷史記憶

我想有一點很重要的是，在1950年代，以前中原漢族政權「從來不曾」實質統治西藏，漢族的生活方式也不曾直接影響西藏的社會文化。明朝之前，即使是漢唐盛朝，西藏（之前叫吐蕃）都是「鄰國」，還得送公主去締結外交關係。清朝把行政建制延伸入藏，也只是維持一種名分上的臣屬關係，並未大規模改變藏人的生活文化。因此過去五十年間共和國對西藏的統治，其對西藏的影響，是前所未有的。直到今天，許多藏人仍不覺得他們是中國人，不少人覺得他們是被中國侵略的葬國之民。

請你想像，如果二次大戰後日本成功佔領中國，推行日語教化，宣稱中國是日本的一部份。到今天，如果有「民族義士」跳出來犧牲自己以激烈手段抗爭，日本政府宣爭這是一小群「暴民」跟「恐部分子」，你會有什麼感受。

族群間相互的凝視與對話，才是和平的解決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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